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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徐国栋教授在其《民法总论》中对此也颇为惜墨，仅认为，法人的权利能力是一种特殊的权利能力。

如美国人类学家施奈德(David Schneider)曾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解,他认为亲属制度是属于资本主义上层结构的一部分,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发明。因而,社会人类学有关原始社会的理论建构实质上可以说是建立在一种虚构之上的,因为其对象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

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亲属制度背后的一套社会组织原则是西方人以外的社会的象征符号,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也同样可以体现出来,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西方人的建构。这批法律人类学家从对维持社会秩序的受规则制约的制度的描述和分析转向了对与争端相关联的行为的描述和分析。不过在法律民族志的撰写上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可以说是西方中心的,那就是主张以西方法理学概念来对西方以外社会的法律或类似法律的规则进行描述;另一种可以说是本土主义的,主张从当地人的语汇中总结出一套当地法律的概念和规则,最后再与西方法理学中的基本概念进行比较。这样的认识也受到了本土人类学家的赞同。持文化独特性观点的人认为,我们不能把一个社会的概念转化成其他社会的概念。

正如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费尔德(Robert Redfield)所指出的,谈论有关原始法律的学者都会在下面的三条道路中选择其一。一个文明人的国家只有一位国王、一部法律、一种信仰;而野蛮人的国家没有单一的主权,没有法律,没有单一的神,有的只是要求顺从的多种多样混乱不堪的权威形式。这些为人治贴金、给法治打折的论调，是以混淆法治与人治的界限为立论前提的。

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三）法治的连带含义 探讨法治论题，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民主、宪政、人权等三个概念。[74]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距普鲁士统一德国（1871）不远，威廉一世当时已经势压群雄，完全可以凭武力说话，不理会法院的判决。[33]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文明史上的权威地位，当然会使法治优于人治的理念带上一些权威的色彩。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印证了康有为的预言：能变则全，小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9] 李贵连、李启成：《近代中国法治思潮批判》，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8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27]这一断言明白地展示了柏拉图向法治的转向。换言之，法治是一个侧重表达国王与法律之间关系的范畴，即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而国王在法律之下。可见，每当世界政治格局和中国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革之际，民主总是作为我国发展的必由之路被提出来。

载泽总结考察成果后奏称，实行宪政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利。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最早提倡法治的人物。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贫富差距的缩小，促使人们用共赢模式进行思维，用和平的方式（自我协商、法律渠道）处理纠纷和争端，这是法律权威得以树立的重要条件。

第二类包括那些极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远远超过了那些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要求，如慷慨、博爱、无私、富有爱心。在德国，颇为经典的事件是威廉一世尊重法院判决的波茨坦磨坊故事： 1866年10月13日，刚刚在对奥地利七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普鲁士大公国的威廉一世临幸他在波茨坦的桑苏西宫。

知识界觉醒的标志性事件是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

十八大报告指出，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其中之一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被等同于搞法律孤立主义、不要党的政策。[60] 干部道德一词系从百度百科借用而来。其实，早在1875年，办理洋务的官员郭嵩焘就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一）法治的字面含义 法治，在法理学上是一个语义复杂的概念。从此，英王成了统而不治的虚位元首，法律则成了权威最大的国王。

毛泽东不仅亲自主持制定了这部宪法，还强调共产党员要带头守法。如果你有本事，老板就会赏识你，就会用你。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面对街头抗争，国王选择的应对方式不是对抗而是妥协，从而使社会矛盾的解决方式由暴力压制转向和平协商。3．法治与人权——法治的真谛是人权 人权原本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但在当代，人权已经成为世界性语言和得到普遍接受的政治与道德观念。

刘新：《人治与社会主义法治不能相结合》。[⑦]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法学界出现了一场关于法治与人治的讨论。

[53]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6—147页。1215年的《大宪章》（Magna Carta）是世界上第一个宪法文件，也是奠定英国法治基础的第一个制度性文件。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了世界第三强国俄国，使载泽、载沣、端方等皇族要员也接受了一种流行的观点——日本战胜了俄国，就是立宪战胜了专制。层出不穷的缠访个案和频发的群体性事件表明，我国的社会治理堕入了塔西佗陷阱。

社会公德是对普通公民的要求。就在《决定》出台前夕，有人刻意强调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性，[⑤]似乎是想给法治的必要性打折扣。

跟这些东西的数量比起来，真正美国产的东西其实并不多。为了使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保持健康的生活作风，有必要对其8小时之外参与娱乐活动进行限制。

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67] 参见王仲方：《正确看待民主与法制的关系——访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仲方》，《瞭望周刊》1987年第5期，第10页。

随着清政府被推翻，我国由人治向法治转型的第一次尝试归于失败。不料，在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成了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法律被当作阶级斗争甚至敌我斗争的工具，五四宪法确立的法治原则被作为资产阶级法治原则遭到批判，如：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被理解为同反革命讲平等。张国华、刘升平：《应当跳出法治、人治的窠臼》。[49] 梁启超：《上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

威廉一世履行了这份判决书，一座崭新的磨坊便又矗立在桑苏西宫墙外，150马克也送到了磨坊主的手中。在他看来，对国王而言，这肯定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既可以给行宫一个更开阔的视野，又可以销毁威廉一世败诉的物证。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我国爆发新文化运动，提出了科学与民主两大口号。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曾经对君王提出了守法的要求：故明主慎言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

通过落实《决定》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即可使法律具备内在道德。此后，我国社会动荡不安，这一共识也日益显示出其真理价值。